凱恩斯主義者頑固不化

　　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7月20日在《金融時報》發表評論文章稱，龐大的財政赤字打擊了私人部門的信心，而且必將導致通脹預期急升，唯有進行類似于當年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所實施的體制變革才能消除人們的恐懼。

　　以下是評論文章原文：

　　對于我們當中那些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次遭遇“沉悶的科學”(即經濟學)的人而言，當前西方世界關于財政政策的大討論令人感到沮喪。

　　據說波旁王朝的皇族們什么也沒忘記、什么也沒學會，同樣的評價也完全適用于今日的當代凱恩斯主義者們。他們不能也永遠不愿忘記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的政策失誤。然而對于1936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煌煌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之后經濟學理論界所發生的一切，他們似乎也未能從中收獲分毫。

　　如果用漫畫形式來描述，辯論是如此這般進行的。凱恩斯主義者們被胡佛的幽靈所折磨，警告美國仍有累卵之危，隨時可能墜入又一次蕭條的懸崖。他們辯稱，最可能導致這一惡果的莫過于過早收緊財政政策，1936年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連任之后便犯了這一錯誤。與之相反，我們需要進一步的財政刺激。

　　凱恩斯主義的***者們反駁道，美國的財政政策已經走上了一條不可持續之路。國會預算辦公室已經發出警告，公眾手中的聯邦債務將從今年占GDP的62%升至2021年的90%以上。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在最近一份頗具影響力的論文中提出，如果債務負擔超過GDP的90%，將會導致更低的增長和更高的通脹。

　　于是凱恩斯主義者們指出，10年期國債收益率大約為3%，根本不存在所謂通脹恐慌！反凱恩斯主義者反唇相譏——債券市場的下跌很少是漸進式的，往往一個壞消息就能觸發一輪大跌，比如信用評級下調。他們指出，債券投資者當心的還不僅僅是通脹，美國債務的海外持有者——占公眾所持聯邦債務比重的47%——在擔心未來出現某種形式的違約。

　　凱恩斯主義者們稱，所謂“債務警衛”(bond vigilante)乃是撲風捉影，而反凱恩斯主義者則表示，真正的虛構乃是所謂凱恩斯主義乘數，據說這一乘數能夠將財政刺激轉換成數倍的總需求提升。后者認為，相反，大規模赤字正在損害企業的信心，尤其它預示著未來要增稅。于是乎大家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在這樣的三伏天里，各種財經媒體卻偷著樂了。

　　當然，從某種角度來說，這根本不是關于經濟學的爭論，而是關于歷史。當羅斯福1933年上臺的時候，財政赤字已經占GDP的4.7%，隨后1934年達到了5.6%的峰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聯邦債務負擔僅略有上升。美國著手實施類似于2007年以來的財政擴張是在戰爭時期。因此我們今天所目睹的情形更接近40年代而非30年代：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世界金融大戰。

　　然而二者之間仍有著天壤之別。首先，當年美國是通過發售戰爭債券從國內儲蓄為巨額戰時赤字獲得融資的；第二，戰時經濟基本上是封閉的，因此財政刺激不會出現溢出；第三，戰時經濟以滿負荷運轉，而且對私人部門實施了許多管控措施來防止通脹。

　　今日類似于戰時的赤字規模卻發生在美國高度依賴國外借款者的時期，同時經濟處于開放狀態，因此美國的財政刺激最終可能讓中國的出口商受益，另外存在大量過剩產能，因此通縮威脅要大于通脹。

　　那么歷史上是否存在類似的結合體呢？顯然有。在凱恩斯出生很久以前，從阿根廷到委瑞內拉的弱勢政府曾經試驗在和平時期大規模舉債，看是否能夠找到避免做出艱難選擇的方法。這些試驗不可避免地以兩種方式收場。要么國外借款人在違約過程中遭到詐騙，要么國內借款人在通脹過程中遭到勒索。當經濟增長疲軟之時，通脹的到來可能十分緩慢。但是總有這么一刻不可避免地到來——中央政府的貨幣創造行為觸發通脹預期飆升。

　　1981年，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寫了一篇題為《四次大通脹的終結》的論文。這一論文可以算是凱恩斯主義時代的墓志銘。西方政府(尤其是英國)痛楚地發現，赤字并不能拯救他們。面臨著兩位數的通脹和失業率攀升，唯有施以猛藥，方可治愈頑疾。薩金特回顧20世紀20年代因戰爭導致債務爆炸的中歐之后，證明只有果斷的“體制變革”才能帶來穩定，因為非此不足以逆轉通脹預期。

　　那些喜歡將信心比做童話中“仙女”的經濟學家未能從數十年來關于預期的經濟學研究當中學到東西，《紐約時報》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便在其列。他們也似乎未能注意到，行為金融學的支持者是這場金融危機中最大的學術贏家，而這一學科所關注的核心就是人類心理的跌宕起伏。

　　大西洋兩岸的調查給我們提供了一目了然的證據。人們對于并無戰爭為其提供合理性的世界大戰級別的赤字規模憂心忡忡。根據《金融時報》最近的一份報道，45%的美國人“認為未來10年內他們的政府可能無法承擔其財政義務”。對企業和消費者信心的調查也描繪出一幅類似的憂慮圖景。

　　治療這種恐懼的藥方必須是薩金特教授30年前所提出的那種政策體制變革，那種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曾經成功實施的變革。就像今天一樣，當時的選擇也是在刺激和節儉之間二選一，在提升私人部門信心和謀殺私人部門信心之間二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