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司治理角度來看，陳兵兵（2008）運用1997—2008年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的數據分析了政府干預程度、市場化進程和法治水平等外部治理環境差異對于股價信息含量的影響，公司治理結果發現，外部治理環境對于股價信息含量具有正向影響，而且公司治理這一影響在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更加顯著。公司治理發現管理者薪酬和企業高管在職消費都會降低股價信息含量，并指出上市公司必須要完善治理結構。但是，袁知柱和鞠曉峰（2009）采用2000—2005年中國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制度環境與公司治理因素對于上市公司股價信息含量的影響，其結論表明，股權制衡度、雙重上市、股東與董事會年度會議次數、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和管理層持股比例等制度環境因素對于股價信息含量具有正向的影響，相反，國有股比例對股價信息含量具有負向的影響，而兩職合一和審計質量等公司治理因素對股價信息含量的影響卻并不顯著。

基于滬深兩市2007—2013年的上市公司數據進行分析，結論表明，在高管的權力相對較小的上市公司中，具有會計背景的獨立董事能夠顯著提高上市公司股價信息含量，而且在公司治理引入機構投資者的監督后，這一影響更加顯著。孫俊奇（2015）的研究還發現，上市公司高管過度自信對股價信息含量具有負面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會受到市場情緒的影響。除此之外，袁知柱和鞠曉峰（2008）運用2004—2006年的上市公司數據，從公司層面分析了股價信息含量和會計信息質量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會計信息質量是影響股價信息含量的關鍵性因素，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則股價信息含量越高。于忠泊、田高良和曾振（2011）也證實了會計穩健性能夠提升股票價格的信息含量。

最后，關于股價信息含量的經濟后果也是國內文獻的一個關注重點。例如，侯永建（2006）就發現，股價信息含量與企業投資支出額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公司治理針對中國股票市場跟風現象嚴重和估計走勢偏離公司經營狀況等問題，研究了股價信息含量對于股票市場投資者交易行為的影響，認為股價波動大，則股票市場的股票交易越活躍，因而，投資者的風險偏好特征越明顯，但是，股價信息含量的提升則會降低股票交易活躍程度對股市風險的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