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立法上對基金管理人主要股東加以行業限制，要求其與基金管理人同樣從事金融活動、同屬金融行業，是基金行業發展初期的客觀選擇。在基金業發展初期制定較高進入門檻，讓相對規范的證券公司、信托投資公司率先進入基金業，有利于基金業的規范，能夠滿足其探索與發展的需要。可見，其對基金行業的健康發展與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規范形成起到過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基金管理人的公司治理畢竟存在與其他行業和公司治理不相同之處，需要相應的具有針對性的規范與治理。并且，基金管理人隨著基金行業的發展和基金法制的完善，已經形成了有效的基金管理人特有的制度體系和運作規則，在此種情況下，對其股東的行業限制即已喪失了客觀的必要與價值。

與此同時，主要股東與基金管理人同屬金融行業必然導致兩者在業務和人事上的關聯，必然基金管理人導致主要股東在擁有權力優勢的同時擁有專業技術和能力，從而不可避免地加劇了股東濫權的風險，也不利于基金外部市場的發展和管理人內部治理的構建。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以基金份額基金管理人持有人利益優先為基本原則，基金法制亦要求基金管理人在經營與運作上的獨立自主，股東直接參與公司治理與經營并非是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最優選擇和有效路徑。非金融機構也應具有同樣的投資基金管理人的權利能力，而通過基金管理人經營范圍的形式上的劃分來限制其成為基金管理人的主要股東，并不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與原則，無法形成充分競爭的有效的金融市場，并且，可能造成基金行業或金融領域的壟斷。

因此，在基金行業高速發展的現今社會，隨著立法技術與法制資源的提高和豐富，我們完全有必要、有條件也有能力以真正的實質規范與安全來衡量基金管理人的股東，基金管理人以真正實現規范管理人治理與行為的目的，促進基金行業的健康發展與制度完善。對相關法律規定的歷史研究表明，立法上對基金管理人主要股東的行業限制也呈現出從嚴格到放松、從基金管理人形式到實質的演變趨勢。或許，全面地取消對基金管理人主要股東的行業限制可能會帶來短期的經營風險和震蕩，也可能會給基金管理人的公司內部治理造成一定的影響。而據悉，《基金法》最后通過時的相關調整也正是基于對放開風險的擔憂，而是選擇部分地、有條件地放開。但是，從上述對于行業限制規定的價值分析與利弊比較來看，相關行業限制規定已經喪失了其在基金業發展初期的制度價值與作用，并且，其限制規定卻可能產生更大的基金風險與治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