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是一個國家掌握經濟命脈的一種工具，但是制定這種工具也有一定的講究，貨幣政策即如何抑制通貨膨脹、如何實現完全就業或經濟增長。因此，貨幣政策關于貨幣的政策（規則）便應運而生。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活動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

在實際操作中，面對各種不確定性，政策的制定往往就是將想法與數據組合起來。同時，把政策實施后可能出現的政策后果進行羅列，貨幣政策試圖測算出一旦作出錯誤的決定會有多大的代價，最后在各個政策中盡量選擇出能夠提供最大利益、承受最小風險的政策。簡單講，就是如何使得貨幣在運行中收入大于支出。不管我們是否真正全面掌握所有貨幣政策，事實上這些政策也僅僅是依賴于對未來的一種預測。這一不確定性在貨幣增長規則上表現得尤為尖銳。其實，通貨膨脹在本質上就是一種貨幣現象。它是指流通中的貨幣的價值與流通中的貨物與服務的價值相比出現下跌的現象。隨著技術革命對一國金融體系的不斷沖擊，區分某種特定的貨幣、準貨幣或未來價值貯藏的差別變得越來越困難。盡管有一個結論是千真萬確的，即通貨膨脹產生的根源是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量超過了社會全部購買產品所需的貨幣量。我們在對付不確定性時，只確保按照合理定義的貨幣增長沒有超出可預見的謹慎范圍之外。問題是，我們根本無法精確地定義這些范圍。同時即使在這些范圍之內，我們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仍會給自己留有一些空間。

上世紀 90年代初、中期起，各種跡象開始表明，資本回報預期正在不斷上升。這一點既反映在投資于高技術設備回報率的顯著上漲，又反映在公司管理對長期收益增長估計不斷上升。可是，我們沒有把握我們觀察到的這一切，究竟是短期內生產力提高的突然爆發，還是生產力長期持續的增長。當生產力持續增長、經濟擴張期明顯變長時，我們認為處于一個生產力持續上升過程的觀點可信度更大一點。重要的是，只有當我們在其他經濟活動中看到證據，同時資本市場的數據與加速發展生產力相一致，我們才開始進一步增強我們的自信心。當面對一段時期內的結構性變化時，我們的政策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必須建立在能夠從驚異與異常的數據中辨別出正在形成的走勢基礎之上，然后仔細地刻畫出這些走勢的內在含義。面對矛盾的信息，如果死守某一個經濟模型，那將是極其荒唐和愚蠢的。因此，面對生產力的提高，積極調整自己、適應社會是政策制定需要極力考量的。

因此，在經濟發展的現階段，這些貨幣政策的出臺必須要有一整套制度加以規范和完善。因為它有助于在不同部委當中樹立行動共識。因此，在中國貨幣政策出臺過程中有三種機制扮演著重要角色。第一個層次是貨幣政策委員會。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法》和國務院頒布的《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條例》，經國務院批準，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于 1997年 7月成立。2003年 12月 27日新修訂的《中國人民銀行法》第十二條明確指出，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應當在國家宏觀調控、貨幣政策制定和調整中，發揮重要作用。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條例》，貨幣政策委員會的職責是，在綜合分析宏觀經濟形勢的基礎上，依據國家宏觀調控目標，討論貨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一定時期內的貨幣政策控制目標、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貨幣政策有關貨幣政策的重要措施、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等涉及貨幣政策的重大事項，并提出建議。第二個層次是國務院會議。根據當前制度，在制定關鍵的貨幣政策決定時，利率或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必須要由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從目前來看，國務院常務會議由 10人組成，以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會議對貨幣政策加以制定。第三個層次最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更加重要的貨幣問題和匯率政策，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的。

一般而言，貨幣政策委員會基本更加傾向于從貨幣本身而言考慮政策的出臺和建議，但是中國人民銀行和其他部委一樣，都有自己的考慮。在制定利率決策時，央行有時候會跟地方政府、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意見不一致。發改委希望把利率維持在低水平，貨幣政策以便能夠為其新項目融資。央行的匯率決策常常遭到商務部的反對，后者希望低估人民幣幣值，貨幣政策這樣出口商在對外貿易中才會占有優勢。因此，貨幣政策制定并不是想象中那樣輕松，貨幣政策的制定過程包含著國家戰略和發展大計，并且還存在著利益的協調。如果利益存在沖突，則需要在政策的制定中停下來，等到大家意見統一了再制定。大規模的刺激計劃很有可能會密集產生一批不良貸款，并在很大程度上會導致通脹。

的確，刺激性的消費和借貸令中國經濟飛速發展，2009年全球大部分經濟體陷入衰退之時，中國經濟增速卻高達約 9%。但這也產生了具有潛在威脅的信貸激增現象，貨幣政策房價被刺激得居高不下也讓貨幣政策制定者十分頭疼。因此，貨幣政策的制定絕非容易之事，每一個小小的加息政策都會對國民生計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貨幣政策的出臺必須是理性和冷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