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的公司治理就是要在最大程度上將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利益目標相一致，因而對股權集中度經營者的權力制衡或者說監督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問題。

如上所述，不同類型的股權結構決定了公司中所有者與經營者的權力競爭力有所不同，股權集中度決定了參與治理與決定經營的主體與方法不同，從股權集中度而形成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的客觀要求。如前所述，股權結構的集中化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觀必然性，也形成了當今世界的主流狀態，是利益驅動規律作用的結果和投資人法律保護機制難以完善的自然因應。然而股權集中度這種客觀產生的發展趨勢與狀態，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效率? 是否更有利于實現公司治理的目標? 或者說，大股東治理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呢?

然而，在股權集中度相對較高的公司中，控股股東治理卻同時存在諸多負面效應，諸如：其一，控股股東對私有利益的追求可能會損害其他中小股東、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并且，“大股東的股權優勢越明顯，這種可能就越大”。如前所述，控制權與所有權并非嚴格對稱。股權的集中產生了監督經營者、行使決策權等方面的效率與優勢，但是，其監督、決策不僅是為了實現控制權的共有收益，而且還包括了相應的私有收益，而其對自身利益，尤其是其他股東不能享有的私有收益的追求必然會影響到其他利益主體的利益。“控股股東擁有事實上擴大的控制權，這往往會導致控股股東的利益分配權實際上優先于小股東的利益分配權。”[42]在其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理性而作出的最優選擇之下所攫取的私有收益越多，那么公司的可分配現金流就越少，小股東與債權人的應得利益遭受侵害的程度就越高。而中小股東與債權人在公司制度與私法制度下卻無相應的權力、能力與信息與之相抗衡。并且，在這種情況下，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公司的融資困難。債權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大股東的侵害而必然謹慎行為或提高要價。“債權硬預算約束的特點，使其具有特殊的約束功能。”但是，“如果外部債權融資不能到位，這種債權的監督和約束功能將無從發揮，從而影響公司治理效率。”其三，控股股東治理中仍存在相當程度的內部人控制下的代理問題。在股權結構相對集中的情形下，如公司的經理即是大股東本人，那么如前所述，傳統的代理成本就應當為零。但是由于私有利益的存在，中小股東的利益實現與大股東之間仍非一致而存在監督的必要。而中小股東由于監督權力、股權集中度信息的缺失和監督成本的高昂，客觀上難以實現對經理的監督。如公司的經理并非大股東本人，那么如前所述，大股東具有監督的有效激勵和能力，可以實現監督的目標。但是，上述分析的前提是大股東必須“大”到足夠程度，才能使其監督收益能夠大于監督成本。而且，大量研究發現，大股東不僅通過監督管理者以提升公司價值來獲取資本收益，還會通過與管理者合謀來轉移公司資產或獲取其他利益。在合謀的情況下，不僅不會強化大股東對管理者的監督，而且還會弱化大股東的監督強度。原因在于大股東對公司利益的侵占與私有利益的攫取都離不開管理者的幫助和支持，那么大股東獲得這樣的幫助和支持就必須給予回報。回報的方式無非提供過高的報酬，或者放棄部分對管理者的監督。顯然，后者更具有吸引力。

可見，集中的股權結構一方面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分散股權結構下股東內部監督的困難、提高公司經營的效率，但卻在另一方面股權集中度不可避免地為了獲取更多的私有利益而造成了對小股東、債權人的盤剝。其具有正負兩個方面的效應。并且，這兩個方面的效應都相當明顯和影響重大。與此同時，不同的股權結構和由此而形成的權力對比，也決定了不同的公司治理問題。分散股權結構下的所有者——管理者的代理問題在集中股權結構下已經演變為大股東——小股東的代理問題，或者說，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利益沖突構成了股權集中的公司中的主要矛盾。筆者認為，從抽象意義上來考量，實難以評判股權集中結構是好是壞，在利弊上孰高孰低、與分散股權結構孰優孰劣，而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股權集中度以不同的市場、不同的時間、不同類型的公司與其特殊的需求來加以衡量，以求驗證出相應的最優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