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一紙新規終于重啟了封閉達半年之久的“紅籌通道”。這是外匯局在10個月內對境內企業境外投融資管理辦法的第三次調整。“一個走得比較遠的政策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得到連續調整，這反映了決策過程中，政策制定者越來越重視來自基層企業的聲音。”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評價道。

　　10月23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對外發布《關于境內居民通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境外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明確允許境內居民(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可以特殊目的公司的形式設立境外融資平臺，通過反向并購、股權置換、可轉債等資本運作方式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從事各類股權融資活動，合法地利用境外融資滿足企業發展的資金需要。《通知》還指出，只要特殊目的公司按規定辦理了境外投資外匯登記及變更手續，其返程投資企業就可到外匯管理部門辦理外商投資企業外匯管理相關手續，按現行規定辦理相關的資金流出入等業務活動。境內企業也可向特殊目的公司支付利潤、清算、轉股、減資等款項。

　　而在此之前，針對境內企業境外投融資管理的問題，外匯局于今年1月24日和4月21日先后出臺了《關于完善外資并購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和《關于境內居民個人境外投資登記及外資并購外匯登記有關問題的通知》，這兩份文件分別被業界稱為“11號文”和“29號文”。“11號文”要求，境內居民對外投資設立或間接控制境外企業，應取得外匯管理部門的批準。“29號文”則要求相關企業為“11號文”出臺之前的關聯外資并購交易補辦登記。

　　根據國家外匯局的解釋，這兩份文件的目的是打擊資本外逃與洗錢，旨在“維護國際收支平衡，確保跨境資本合規有序流動”。但其結果卻不盡如人意，業界人士普遍反映，兩項新規不利于民營企業海外融資，讓紅籌新公司斷絕了海外股票市場，同時也讓境外創投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駐足觀望。根據清科創業投資研究中心的調研統計數據顯示，文件發布后的一季度，中外創投機構的投資額合計1.65億美元，比2004年第4季度大幅下降43%，和去年同期相比也下降了24%。

　　對此，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張陶偉對記者說：“目前部分境外資金運作確實存在逃避稅嫌疑，帶有明顯的‘政策尋租’和‘內資外資化’的特征。‘11號文’的本意是將注冊境外企業、資本注入、并購境內資產等納入監管，防止境內企業將國有資產轉移出境并為個人侵吞，但規定沒有充分考慮到企業具體運作中的資金運營方式，給民營企業境外融資設置了不必要的制度障礙。”

　　所幸，近日出臺的融資及返程投資新文件，被業內人士看作國內創投業界與政府監管部門良好溝通的結果。

　　創投人士分析，新規出臺無疑是內地企業海外紅籌上市的一道“解禁令”。紅籌上市一直是內地企業海外融資的主流方式。所謂“紅籌上市”，是指境內企業實際控制人以個人名義在開曼群島、維爾京群島、百慕大等離岸中心設立殼公司，再以境內股權或資產對殼公司進行增資擴股，并收購境內企業的資產，以境外殼公司名義達到曲線境外上市目的的過程。這種方式因可以繞開國內嚴格的資本與外匯管制，實現全流通，便于風險投資的退出和企業設立期權而備受歡迎，俗稱“紅籌通道”。相關專家認為，重開這一通道，有利于扶持境內高新技術產業和創業投資行業的發展，為企業通過國際資本市場融通后續發展所需資金提供便利渠道，引導企業積極、合理、有效地利用國際資本市場，降低境外融資的法律風險和融資成本，建立高效、透明、公正的市場融資環境，規范跨境資本流動秩序。同時，通過完善登記管理，加強對境外離岸與在岸資金之間流動的統計和監測，有助于全面掌握跨境資本流出入的實際情況，也有助于防范化解可能產生的風險。

　　鐘偉還指出了重開這一通道的另外兩項意義。“我國的對外開放遵循‘請進來、走出去’的戰略，目前來看，‘請進來’的戰略實施更到位，取得的成果也更為卓著。而‘走出去’在某種程度上還停留在口號層面。新規的出臺為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了契機。另外，剛剛公布的‘十一五’規劃建議強調要穩步推進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因此，放寬民企海外融資渠道無疑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一環。”

　　當然，新規的實施并不能使民營企業達到完全的滿意和便利。例如，相比之前的兩個文件，新規對境外融資所得去向有更加細致和明確的規定。“境內居民通過特殊目的公司完成境外融資后，需根據商業計劃書或招股說明書載明的資金使用計劃，調回應在境內安排使用的資金；境內居民從特殊目的公司所得利潤、紅利等收入應于取得之日起180天內調回境內。”一些民企人士認為在資金匯回國內過程中，存在匯率風險和操作困難。鐘偉對記者解釋說：“對民企來說當然是限制越少越好，就外匯局而言，則要保證資本循環不能游離于整個監管體系之外，更不能形成國內資金的境外流失，這就需要在監管當局和民企之間尋找利益平衡點。新規雖然對融資進行了一些規定和限制，但并不影響創投企業的正常融資，屬于合理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