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11 月24 日報道，中辦、國辦近日印發了《關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文件提出，“力爭到2022 年，侵權易發多發現象得到有效遏制，權利人維權‘舉證難、周期長、成本高、賠償低’的局面明顯改觀”。我們認為未來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有望從立法、執法、行政、規劃等方面立體推進。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經歷了40 年的開拓探索，制度體系不斷完善。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基本是一片空白，改革開放后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得到高度重視，具體可以分為如下三個階段：

    1978-2007 年，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從無到有。1980 年，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前身中國專利局成立，隨后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相繼出臺。2000年前后，我國為加入WTO 又對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進行修訂，向國際通行規定靠攏。

    2008-2017 年，知識產權確立為國家戰略。2008 年6 月5 日，《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公布，提出2020 年把我國建設成為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水平較高的國家，知識產權成為國家戰略。

    2018 年至今，習近平總書記“兩個最”闡明新定位。2018 年4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指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最重要的內容，也是提高中國經濟競爭力最大的激勵”，知識產權的重要性被再次拔高。新一輪的知識產權保護體制改革開始加速。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緊迫性及來自于內部經濟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趨勢，也來自于外部貿易摩擦的推動。內部方面，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不能繼續依靠粗放式發展的老路，需要加大科技創新的投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必須加大力度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外部方面，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是中美貿易談判中的重要議題，也是廣大境外企業的重點關切，與國際通行規則進一步接軌有利于緩解貿易摩擦壓力，增強對外商投資的吸引力。不過，由于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方面具有先發優勢，尤其是在集成電路等戰略性領域，其主導制定的國際規則傾向于過度保護知識產權，這種壟斷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創新的發展。因此，中國不能全盤接受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管理規定，需要結合國情合理設定知識產權保護的邊界，在鼓勵創新和限制壟斷之間謀取平衡。

    未來，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有望從立法、執法、行政、規劃等四方面立體推進，在建設知識產權強國的路上闊步前行。立法方面，提高賠償上限并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成為知識產權法律修訂的重點，商標法已經于2019 年4 月完成了修訂，專利法修訂也在2018 年底完成了一讀，修訂有望加速。執法方面，國家知識產權局針對知識產權保護維權難的問題，一方面依托地方共同建設知識產權保護中心，為創新主體、市場主體提供“一站式”知識產權綜合服務；另一方面聯合發改委、人民銀行設立“專利領域嚴重失信聯合懲戒對象名單”。行政方面，“放管服”改革家持續深化商標注冊、專利申請便利化改革，提高商標注冊、專利申請審查效率。規劃方面，上一部《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在2020年即將屆滿，面向2035 年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編撰工作已經開啟。

    風險因素：政策力度與執行不達預期風險；經濟增速下行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