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利政策作為公司金融領域的重要問題，一直是理論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焦點。自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開始，現金股利政策經濟學家們圍繞著股利分配問題從不同的視角做出了種種解釋。但是，迄今為止，對于股利分配問題，現金股利政策特別是上市公司是否應該分配以及如何分配現金股利問題依然沒有完全達成共識。正如Fischer（1976）所說，股利問題像是一個謎，不存在一個理論就能統一解釋股利的問題。

早期股利政策理論的分析主要是基于投資者對股利政策偏好的角度。由于分析角度的差異，不同的理論認為投資者對于股利的需求是不一樣的。比如，“一鳥在手”理論（A Bird in the Hand Theory）認為，資本利得作為股票的收益來源，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現金股利是投資者獲取投資收益最直接和最穩定的方式，因而投資者會更加偏好現金股利，并且現金股利政策會為分配現金股利的公司股票支付更高的價格（Lintner,1956; Gordon,1959）。但是，Miller和Modigliani（1961）的股利無關理論（MM理論）指出，投資者獲得現金紅利后，仍然需要將現金紅利投資到同樣具有風險的股票中，因此，對于理性的投資者而言，在資本利得和現金紅利的偏好上應該沒有特別的差異，存在“一鳥在手悖論”（A Bird in the Hand Fallacy）。事實上，MM理論的假設條件過于嚴苛，通過放寬MM理論的前提假設，Farrar和Selwyn（1967）的稅負差異理論認為，股票是否分紅取決于資本利得稅率和股利稅率的差異，當股利稅率較高時，應該減少現金分紅。進一步地，Elton和Gruber（1970）、Black和Scholes（1974）等學者對稅負差異理論做出擴展，提出了追隨者效應理論，該理論指出，由于投資者的納稅等級差異，投資者對于現金分紅的態度也可能存在差異，因而公司應該根據投資者的偏好調整其股利政策。但是，該理論提出后很快就受到挑戰和質疑，經驗分析表明并不存在任何支持追隨者效應理論的證據（Lewellen etal.,1978）。隨著行為金融等學科的發展，一些文獻從更加新穎的視角去探討了投資者對于股利政策的偏好。Shefrin和Statman（1982）的后悔厭惡理論認為投資者一般都是后悔厭惡型的，更加偏好現金股利。Shefrin和Statman（1984）的自我控制理論指出，由于人們不能自我控制以實現當前需求與未來需求的平衡，往往需要借助現金股利這一外在約束進行自我控制，因而難以自我控制消費的投資者會偏好于較低的股利收益率。

隨著信息經濟學的興起，現代股利政策理論還從改善公司治理的角度對股利政策進行了分析，并現金股利政策肯定了股利分配對于公司治理的積極作用。其中，較為經典的代表性理論就是信號理論和代理成本理論。Bhattachary（1979）提出的股利信號理論認為，相對于外部投資者，公司管理層掌握更多關于公司投資機會和盈利前景的私有信息，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問題，而現金分紅正好是傳遞公司未來發展前景信息、解決市場信息不對稱、引導資本合理配置的重要方式，并且現金股利政策股利的信號能夠實現完全分離均衡。在此基礎上，Miller和Rock（1985）、John和Williams（1985）又分別根據不同的股利信號成本來源建立了不同的模型，而且Ambarish, John和Williams（1987）、Williams（1988）從單期和多期的角度展示了有效的信號均衡。

除了上述經典理論以外，還有其他一些研究討論了公司股利政策的影響因素。比如：Khan（2006）、Mancinelli和Ozkan（2006）等現金股利政策認為股權結構會對公司的股利支付產生影響；Chateau（1979）、Baker等人（1985）的結論認為公司的盈利水平也是影響企業股利分配的重要因素；Fuller和Goldstein（2011）指出現金分紅的作用與市場狀態有關，因而現金分紅存在時間選擇問題。總之，關于股利政策的研究維度很多，但是結論差異也較大。